騙助者鬧助者最難纏社會救助怎么了

“骗助者”“闹助者”最难缠：社会救助怎么了

编者按：让每一个生活无着的困窘者得到起码的救助，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政府应尽之责我国已建立起基本的社会救助制度，并发挥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救助站成了不少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临时的家，他们在这里遮风避雨，获取一张返乡的车票，或者得到一些钱物的救助然而，需要救助的群体数量庞大、来历复杂、需求各异，当前的社会救助制度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近期，发生在河南的“干尸男童”事件、发生在西安的救助站内开会所事件等，直接戳中了社会救助制度的痛点社会救助怎么了?社会救助应该怎么办?本期专题报道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反思(专题策划/：高远至 郑明达)

救助站何以麻烦不断

——社会救助之惑

如今，社会救助已成为公众广泛关注并热议的社会问题

7月，西安市长安区一个救助站被曝光楼内经营商业会所该救助站工作人员表示，会所只是租用救助站的场地救助站因在装修、购置设施等方面存在资金缺口，所以出租大楼部分房间，而且租金上缴给了区财政专户，再由财政拨付相关费用

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打消公众的疑惑：难道社会救助这一公益事业，是由房地产“创收”来保障运行的吗?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个由救助站而引发的舆论热点4月，有智力障碍的13岁少年王志强死于河南省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死时瘦成了皮包骨头，看上去形似一具“干尸”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干尸男童”事件

因王志强在送医前获得信阳市救助站的救助，并被安排至与救助站有合作关系的新天伦老人养护院托养，所以家属质疑：“救助站收到孩子时为什么不登报，不想办法联系家属?这么瘦且身上有伤，是不是受到了虐待?是不是饿死的?”

事件纷纷扰扰一个多月，公众从震惊、到愤怒、再到追问：救助站接收程序是怎样的?日常管理状况如何?对寻求帮助者，救助站一般都怎么处理?为什么要把一个少年安排到养老院托养?托养之后，救助站就没事了么……

显然，整个社会对救助制度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待，认为在文明进步、物质富足的今天，如果还“路有冻死骨”，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事情这种越来越高的期待，直接落在了各级救助站的肩上，而救助站和救助制度却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按照我国相关规定，救助站救助对象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即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但实际救助对象远远超出这一范围

“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有醉酒者、上访者、轻微违法者、‘跑站’者等特殊群体或主动或被相关部门送来救助站求助对于这些不属于法定救助范围的求助对象，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简单拒之门外”湖南长沙市救助站副站长李峰说

实际上，在基层救助站，类似的尴尬和困惑还有许多，如“自愿求助”原则与“主动救助”要求的错位、无限求助要求与有限救助许可的落差等等

“现在，媒体和社会大众对社会救助工作高度关注，一旦流浪乞讨人员发生意外事故，人们很自然地把归咎于主动救助未尽责，而很少有人知道救助工作必须遵循‘自愿求助’的原则，致使救助站在工作中承受了很多误解”李峰说

采访中了解到，绝大部分流浪人员以乞讨为生，他们最希望的是能够得到金钱救济，而救助站能够提供的是食宿、洗理、返乡资票等服务，一般不能给予流浪人员金钱，因此他们许多人不愿意入站接受救助

而愿意入站的求助者，有的向救助站索要现金;有的不愿意回家，要求常住救助站;有的要求不回户籍地，转往外地;有的要求入站要车接，出站要车送;有的要求在站内好吃好住，要烟要酒要物资，远远超出了政策许可的范围

在这种错位与落差中，不少基层救助工作者陷入“救也不是，不救更不是”的两难中，有的甚至因为社会的不理解和舆论的压力，满怀委屈与抱怨其实，社会对救助工作的高要求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这样的高要求对当下的救助站确实是不能承受之重

当然，救助站本身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社会救助不应该始于救助站，也不应该终于救助站，它应该是一个体系和链条现在，面对社会的质疑和高期待，是时候对救助制度进行全面的反思和完善了(半月谈 高远至 刘良恒 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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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救助站装不下的“江湖”

——社会救助之痛(上)

如果不是真的走投无路，很少有人会到救助站寻求帮助然而，在采访时发现，各地救助站除了接纳确实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还要时常面对专职“跑站骗助”者和“救助闹”的袭扰再加上一些来历不明人群和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小小的救助站成了形形色色人等聚集的“江湖”，让工作人员应接不暇，甚至承担着与其工作不对等的

接待“走投无路者”最轻松

7月下旬，行走在“火炉”长沙街头，一阵阵热浪扑面袭来在长沙市岳麓区救助站大厅，看到一名求助者正在接待窗口前办理手续，另一名求助者坐在大厅长椅上吃方便面，大厅右侧隔壁房间里，也躺着求助者

“我姓牟，是湖北恩施人，来长沙找工作，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身份证、钱包又在长沙汽车西站被‘扒手’偷走了”正在接待大厅吃方便面的求助者对说，自己实在走投无路，所以就找到救助站来了

岳麓区救助站业务科科长张维告诉，进入高温天气以后，主动到救助站求助的各类人员相对比较多截至7月下旬，岳麓区救助站今年已经接待了1500多位求助者，与过去两年相比，增幅都比较大“如果是真正有困难的求助者，我们很乐意为他们服务”张维说，能够帮到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工作就有价值

采访了解到，因走投无路来寻求帮助的人，是各地救助站最轻松的接待对象，而且救助的效果往往也很好

25岁的河南许昌人卓小玉之前在武汉误入传销组织，身上2900多元被骗幸而被公安机关及时解救，他从武昌救助站、孝感救助站一路辗转到信阳见到他时，信阳救助站工作人员正在帮他填表、购买火车票，一切顺利的话，他当天就可以回到家卓小玉告诉，他获救时身无分文，还没有证件，走投无路，多亏救助站收留，自己回去要踏踏实实找个工作

各种“来历不明者”有点棘手

除了走投无路者，救助站面对的流浪乞讨人员群体庞杂，智障痴呆、精神病人、危重病人、艾滋病人、被家庭遗弃的儿童……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不幸的故事

如一名智障妇女，被“丈夫”以每次10元的价格在村里***，这名妇女身染重病后流浪，被救助后很快因病过世直到一年后查找到其亲属，才领回骨灰盒这些人流浪期间在垃圾堆里翻捡食物、露宿郊野，女性还可能遭遇性侵许多人疾病缠身，死亡者并不鲜见

在信阳救助站，一名瘦小的“无名氏”精神病人已经住了两天工作人员给他换上洗好的迷彩服，“无名氏”随后便将一条毛巾搭在头上，在院子里徘徊，见有人走来便笑嘻嘻，随后又嘟囔着自顾自地离开工作人员已通过媒体发布了附有照片的寻亲公告，10天之后如无人认领，则只能送往信阳一处养老院进行暂时代养

在合肥市救助站，一个来自外省的小男孩因为常年流落街头行骗，也被派出所送到了这里但小男孩不愿接受救助，工作人员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便将其安置在房间内，没想到这个孩子后来居然拿刀划破脸自残

“救助管理站只有救助权，没有执法管理权，遇到类似的未成年人，往往工作很难开展”合肥市救助站副站长汪明田说，放其出去无法保障人身安全，不放出去又跟管理制度相悖

此外，一些求助者在站内肆意妄为也让救助站工作人员无可奈何张维说，经常有警方送来的醉酒者在站内闹事，大呼小叫甚至骂人毁物;轻微违法者常常不服管理

，打架斗殴，破坏设施;上访者更是将救助站当成了旅店，吃住免费，来去自由，对救助站提供的物品挑三拣四，甚至强拿硬索……

最难缠的是“骗助者”“闹助者”

“现在最麻烦的是，有大量专职‘跑站’的人，我们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张维说，“有些求助者，我们给他买了火车票，他马上就到火车站退票换钱还有的求助者，到了救助站，不给钱就不走”

在信阳救助站采访时，就见到了这样的“骗助者”当天下午5点，一个瘦小的“流浪汉”走进救助站，工作人员代竹松一眼就认出，这个人是“跑站骗助”的，因为这已经是他今年以来第三次到信阳救助站了工作人员将他手里的矿泉水瓶没收，见不解，便打开瓶盖让闻——里面装的竟然是白酒

了解到，当前“跑站骗助”群体不在少数，仅信阳救助站每年遇到的就超过200人代竹松说，这些“骗助者”在全国各地救助站之间打转，要么索要救助费，少则50元多则500元，声称“你这个地方我一年只来一次，不过分的愿望你就要满足”;要么要求提供“返乡”火车票，然后去退票换钱

有“骗助”的，还有“闹助”的前不久跟随救助站工作人员亲身体验了一回：精神疾病患者刘志国2012年5月被送到救助站，先后在医院治疗、养老院寄养直到今年5月，工作人员找到他的哥哥刘志成但哥哥拒不接收弟弟回家，他说：“自己家经济困难，没有能力接收弟弟很感激3年来救助站对弟弟的照顾”

但“干尸男童”事件后，刘志成态度出现180度转弯，由一开始的感谢转变成了指责：“人走的时候好好的，一百多斤呢，现在变成这样，是你们救助站的!”

在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刘志国的主治医师告诉，其医药花费已近20万元，现已符合出院条件，却无人接收其出院接受采访时，刘志国的家人坚持：“救助站必须要给弟弟找一家养老院，支付生活费、医疗费，负责照顾他的后半生”

“将一股脑儿推给政府，同时家属保留追责权利，在救助站这类案例不胜枚举”信阳救助站副站长方玉说救助站工作人员曾以“起诉遗弃罪”试图说服一名家长接收自己的智障儿子，却被回复道：“我宁愿坐5年牢，也不愿意要这个孩子了!”(半月谈 甘泉 刘良恒 周畅)

体制不顺成“救助孤岛”

——社会救助之痛(中)

救助站是“一般不超过10天”的临时救助机构，但由于整个救助链条的不畅，送到救助站来的人不一定转得出去，致使救助效果打折，而救助站则成了“救助孤岛”

在信阳救助站，各类无法送返的滞留人员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临时安置：智障人员由罗山县龙山乡曹堰村一家名为康馨的养老院代养，目前有79人;精神疾病患者被送往定点单位新乡市精神病医院，目前收治61人;危重病人则被送往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定点医院，目前收治11人

康馨养老院由当地公益爱心人士张德军创办，占地400亩，有23名工作人员，院内分男区、女区、工作区采访看到，这些智障人员平时围聚在一个大房间里看电视护工方志红大姐告诉：“他们并不知道电视里在演什么，只是打发时间为了避免长期不运动，护工每天还带着他们在院子里跑步转圈以增加运动量”

因部分智障人员大小便失禁，一些房间内味道难闻房屋的窗户都改用塑料，以避免被智障人员损坏，产生隐患采访当天的午饭为瓠瓜炖猪肉、番茄鸡蛋汤、馒头

院民中时间最长的为夏夏母子母子俩2013年下半年被救助，夏夏的母亲属于智障，而6岁的夏夏聪明伶俐，目前正在上幼儿园大班，由救助站负责供养年纪最小的院民为编号“199+”的两个月大婴儿她的母亲“199”号也是智障，今年3月被送到救助站时已经怀孕类似夏夏、“199+”这样的儿童，救助站目前还有4人，他们属“事实孤儿”，但要一直等到母亲过世，才能享受到孤儿的福利政策

张德军告诉，目前，养老院的维持首先难在资金养老院收入来源主要是救助站对79名代养人员按照每人每月75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而支出方面，人员经费、水电等每月7万多元收支相抵一年需自己贴补10多万元“现在自己靠别的生意还能往里面贴点，实在坚持不下去再说”

虽然是勉力维持，但信阳救助站的智障人员总算有个落脚处，还算好的在长沙救助站，这里的工作人员为精神障碍患者的救助感到“头疼”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送往救助站的精神障碍患者，如果要将其送往精神病院救治必须先征得本人或其监护人的同意，如果无法取得同意或一时之间无法联系到监护人，救助站既无权将其送往精神病医院救治，也无权将其留站观察，很难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妥善处理精神障碍患者”长沙救助站党支部书记周湘琼说

对于一些患重病的求助者，救助站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今年6月份，长沙市岳麓区救助站来了一位求助者，他拿着一摞病历资料，自称是肺结核病患者，开口就向救助站工作人员要钱

一听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肺结核病患者，救助站上上下下都非常紧张，马上联系救助站定点医院将这位求助者带过去检查经过检查，医院反馈说，确实是晚期肺结核病患者，但是这病只有结核病专科医院才能收治，但是结核病专科医院又不是救助站的定点医院

“这位特殊求助者一再要求救助站给钱，称自己需要钱去结核病专科医院买药，最后救助站只能拿出200块钱给他，他才走了”岳麓区救助站业务科科长张维说

还有一些需要马上进行手术抢救的危重病人，医院要求监护人签字后才能进行手术，而救助站常常无法找到受助者的监护人，或者监护人不能马上赶到医院这种情况也让救助站工作人员感到很为难

“如果不签字受助者很可能死亡，救助站将承担不作为的;如果签字，救助站并无法律政策的授权，必然承担风险，一旦手术失败或者因手术发生并发症、后遗症，救助站极可能面对家属的责难和索赔”周湘琼说

基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链条应是：公安部门负责查实身份——救助站负责临时救助并发布寻亲公告——无法查实的由福利机构代养、卫生部门负责救治等但实际工作中，这一链条常常并不畅通

采访中了解到，基层救助流浪乞讨人员过程中，最需要公安部门的密切配合比如，救助站缺乏相应技术手段去查找受助人身份信息，公安部门应在第一环节把好关;其次对“跑站骗助”人员的打击同样需要公安部门配合但由于各部门缺少有效衔接，流浪乞讨人员被认为是属于“民政的人”，被各职能部门相互推诿

对此，安徽省合肥市肥东救助站副站长刘瑾深有体会，她给举例说，今年5月9日，23岁患有精神疾病的曹章焰在合肥南站检票过程中与母亲走失，路人报警后某派出所将孩子接走，但随后又把他丢在了半路几经波折，孩子才被送至救助站

信阳市民政局一工作人员感叹，救助站查找身份信息要“求”公安部门帮忙，看病要“求”卫生部门收治，供养花费要“求”财政部门拨款“这样的工作机制怎能不出现问题呢?”(半月谈 刘良恒 史林静 周畅)

“不是不想做，有时候没法做”

——社会救助之痛(下)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经常要直面精神病人、危重病人、艾滋病人、被家庭遗弃的儿童等，不仅要料理吃喝拉撒，还要面对被攻击或传染病的威胁，有的救助站甚至找不到人当站长同时，人手短缺、专业人才不足，也制约了救助站的救助能力

辛苦又危险，救助站工作大不易

2014年初，24岁的阿桂流落到合肥市救助站，无论如何都不肯说出自己的家庭住址，4个月后在站里生下一名男婴，工作人员不得不每天跑前跑后为她买尿不湿和奶粉

“按照规定，救助站一般只能提供不超过10天的临时救助，现实中，很多受助者出于各种原因，把救助站当成了福利院，住下就不走了”合肥市救助站站长王军说，这给救助站的日常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合肥市肥东县救助站是国家三级救助站，一共7个编制，但在编工作的只有4个人，副站长刘瑾告诉，4个人每星期要轮流值夜班，给流浪人员做饭，还要负责他们返乡“有时候遇上生活不能自理的流浪人员，还要负责他们吃喝拉撒，大小便失禁都是我们去清理”

在信阳救助站工作近20年的瞿箭梅说，送智障或精神病人返乡，因担心走失，坐火车时她用绳子将自己和精神病人连在一起由于有些流浪人员大小便失禁，在为其换洗时自己也弄得臭乎乎的，“我孩子小时候不懂事，闻见我身上的味道都不让我进家门”

除了工作强度大，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还要面对各种危险

“医学上39种传染性疾病，在近年的救助对象中检查出34种，包括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肺结核等”河南信阳救助站副站长方玉说，救助过程中工作人员很少戴口罩和手套，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

长沙市救助站副站长李峰表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因工作性质，每天都要与服务对象零距离接触，他们中既有精神疾病患者、智障人员、传染病人，还有一些人是有前科的，受助者来历复杂、救助工作环境差、职业风险大

此外，在护送被救助人员返乡的过程中，也潜藏着安全威胁合肥市救助站司机李师傅告诉，他曾护送一位精神疾病患者返乡蚌埠，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患者一把抓住了方向盘，导致车在路上左右摇摆，“幸好当时周边没有车，不然真要酿成大祸”

“救助站站长”成了没人愿去的岗位

“干尸男童”事件让河南信阳救助站全国闻名事件之后，救助站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增加了警务室，工作人员配备了“执法记录仪”，更新了部分救助设施采访中，发现工作人员普遍对社会的不理解感到委屈迷茫

民政局一名干部告诉，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显示，王志强消瘦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患“恶病质”及“结核病变”

“就好比看见一个人落水，有人去施救，结果人没救活反倒要追究救人者的不仅承受社会谩骂，甚至还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不免让人寒心”救助站副站长方玉一脸困惑地问，“基层救助者大都凭着良心履职，如今咋就成了社会的‘对立面’呢?”

信阳救助站原站长李明被撤职后，组织上找一名女副站长谈话，希望她能接任面对职务提升，女副站长却痛哭流涕予以拒绝目前由方玉暂时主持站里工作，他两个月下来廋了10斤离开时，信阳市民政局仍在为选出一名愿意接任救助站站长的人选而发愁

缺人，是基层救助站普遍面临的问题，站长不好找，工作人员也不足

岳麓区救助站业务科科长张维告诉，救助站在编人员只有7个，另外还聘了两个保安今年的接待量已经超过1500人工作站只有一辆工作用车，平时要接送救助对象，特殊天气时还要主动上街巡察“整个岳麓区有500多平方公里，就这点人手和资源，怎么可能完全顾得过来”张维说

合肥救助站的人手看上去宽裕一些，按照2003年定的编制，救助站现在有35人在岗“以前每年救助人数在1000人左右，现在随着城区面积增大和社会流动性增加，每年要救助7000人左右”王军说，现有工作人员与实际工作量很不协调

资源匮乏，救助难为无米之炊

目前的救助规定有时也让基层为难比如民政部2014年8月开始实施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要求，需要对无法查明身份的尸体进行30天冷藏，然后火化;但实际上各地情况不一，在一些回民区、土葬区，不仅没有殡仪馆冷藏条件，也禁止火化

地方文件也是如此如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精神病人救治，在2005年的《河南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救助管理规定》中，明确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而2014年河南省政法委文件又提出，由民政部门承担城市流浪乞讨和“三无”精神障碍患者收治工作采访中，相关文件中条款的冲突并不鲜见，让基层无所适从

同时，救助资源匮乏，基层有时难为无米之炊2014年信阳救助站获得中央转移支付689万元、地方财政支持60万元，而在开支方面，需保障精神病人、智障人员、医院救治花费等，仅2014年信阳救助站就有210万元收支缺口现在根据规定，还要对救助对象死亡发布公告、保存遗体30天这样一来，处理每具遗体的成本增加1万多元，信阳救助站目前这笔花费仍欠着殡仪馆

湖南长沙岳麓区救助站站长曹辉指出，救助站工作人员没有执法权，不能强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站内人员安全和正常工作秩序在民众法治意识、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稍有不慎就可能承担合情但不合法的;此外，救助工作人员缺乏相关的防护设备和专业技能，在面对威胁、偷袭、殴打等情况时很难有效预防

方玉说：“说到底，救助工作不是不想做，有时候是没法做”(半月谈 周畅 刘良恒 史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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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思维求解体制机制之困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公众对社会救助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当前，社会救助亟待统筹协调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力量，以改革的思维解决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中国社会救助政策和救助体系

加快完善救助法规制度体系

基层救助人员认为，单靠民政一个部门、救助站一个机构，负担不起全国数百万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重任目前我国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多为各部门各自定规，规则不明晰、救助主体不明确，衍生出种种问题，亟待在法规、职责等方面进行梳理，使之互相补充、形成救助合力

采访中发现，救助对象常常被区分为“民政的人”“公安的人”“卫生的人”，部门之间互相推卸一名基层救助站站长告诉：“什么样的流浪人员我都见过，现在最怕的是‘三不收’人员——即医院不收、家里不收、社会福利机构也不收，人就滞留在救助站，你让救助站怎么办?”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救助站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工作的开展需要多部门建立合作协同的联动机制，尤其是公安部门的配合，毕竟救助工作常年需要查询被救助群体的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的社会救助协同应该纳入政策范围各地应梳理各类法规条文，建立民政、公安、卫生等部门紧密的救助衔接机制

“干尸男童”事件之后，信阳市救助站内建起了警务室，以便救助过程中在信息查询、人员调配等方面实现公安和民政的无缝衔接信阳市救助站副站长方玉等建议，应增强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救助安置能力，以各级救助站为基础，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救助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救助能力，巩固救助成果

此外，在流浪乞讨救助法律法规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显得十分迫切基层救助站工作人员建议，当务之急是加快救助立法，破解当前救助机构责权不匹配的尴尬

长沙市救助站副站长李峰等人认为，目前法律法规内容过于原则化，使得救助工作可操作性不强，落实难度大，管理盲区多应从维护流浪乞讨群体的基本权利和救助工作的有序开展出发，由全国人大加快立法进程，制定专门针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法律，通过法律手段强化政府主体，促进基层救助体系建设，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进救助工作的规范化与科学化

流入地和流出地应齐抓共管

当前，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亟待从“临时救助”走向“常态化救助”、从“被动救助”走向“主动救助”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覃正爱等专家和基层救助人员建议，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流入地和流出地应齐抓共管，“救急”“救穷”双管齐下，才能实现好的救助效果

李峰等基层救助站工作人员表示，不少流浪乞讨人员是因为少无所养、老无所依、病无所医、或者生活无着落才选择流浪乞讨对于这部分弱势群体来说，流出地政府有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并在大病救助、技能培训、就业安置、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避免出现反复流浪情况

这其中，一个迫切而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全国联的流浪乞讨人员信息库，完善信息发布机制专家认为，由于人员流动性极强，流入地很难对流浪乞讨人员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对于救助站掌握其身份信息的部分流浪人员，应将其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血液信息、指纹、家庭状况、流浪记录、利益诉求等信息及时反馈给流出地，以便当地政府从源头上及时实施救助

流入地方面，则需增强救助力量，对有需要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专业救助

安徽省合肥市救助站站长王军告诉，随着社会救助的不断细化，对于救助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目前整个救助系统内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人才急缺“除充实专业人才队伍外，还应对救助系统内的工作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日益复杂的社会救助需要工作人员不断学习、适应和成长”王军说

在信阳市救助站副站长方玉看来，为适应救助形势需要，救助站亟须配备警务室、卫生室、心理疏导室，补充具有一定精神病知识、法律知识的人员“如果这样，或许就有可能避免一些救助悲剧的发生”

此外，“鉴于社会救助工作的特殊性，往往需要面对传染病患者，政府可以考虑往后每年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提供两次免费的体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救助站副站长刘瑾建议

调动社会、家庭力量共同参与

专家认为，构建新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和家庭的力量必不可少

覃正爱说，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要妥善地照顾每一位需要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目前还存在不小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发挥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及各类义工、志愿者的力量，另外还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扩大救助面，创新救助方法

河南信阳市康馨养老院院长张德军建议，应将承接救助站的智障人员代养服务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建设一批成人福利院政府可给予土地、资金上的支持，通过购买服务将流浪的痴呆傻人员集中起来供养

江西省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杨初喜建议，应依托大型精神病医院，建立精神病康复院，用以接收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精神病患者“精神病人病情好时，进入康复院组织生产生活;病情转坏则及时转入医院治疗”

“有了成人福利院、精神病康复院这两个机构，既让部分家庭从沉重的经济、心理负担中解脱出来，也可让政府从具体事务中脱身”张德军说

此外，调动家庭力量参与也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流浪乞讨人员产生的土壤采访了解到，很多流浪乞讨救助对象，对家庭来说都是沉重负担一些家庭即使暂时接收了流浪人员，也并不代表问题的根本解决，过一段时间受助对象可能又流浪街头被送到救助站

河南信阳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在调查中发现，按目前标准，每人每月600元就可以支持一个农村家庭供养一名痴呆傻、精神病人，而送至救助站则成本大大增加，精神病人甚至达到每人每月2200多元他们建议，给予有痴呆傻、精神病人的家庭一定的供养经费补贴，这样将会大大减少遗弃、拒不认领等情况的发生

受访专家认为，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和救助体系，需要对政府职责有个全面的理解和正确的认识完善救助政策、统筹部门协作是政府的职责，鼓励、动员、协调社会和家庭力量参与救助，也是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求解中国社会救助之痛，还需向改革寻找答案(半月谈 甘泉 刘良恒 周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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